杨慧莲 等：“小、散、乱”的农村如何实现乡村振兴?——基于贵州省六盘水市舍烹村案例【转】

摘    要：破解当前我国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小、散、乱”难题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贵州省六盘水市舍烹村用六年时间 (2012-2017) 从一个藏在大山深处贫困落后的“空壳村”一跃成为美丽乡村中明星村落的发展经验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可行之道。本文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 描摹村庄在内部资源重组、组织重构过程中的具体实践及颇具借鉴意义的做法, 对村庄发展过程中“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制度设计予以剖析。进一步通过案例实证得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 未来村庄尚需重塑资金、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环境。

关键词：乡村振兴; 舍烹村; 案例研究;

一、引言

新世纪, 农业领域长期存在的“过密化”现象出现倒转可能, 在大规模爆发式增加的非农就业机会、持续下降的人口自然增长及不断转型的食物消费需求和农业结构调整等历史性变迁的交织下, 农村的面貌和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1]。需要特别指出,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体的制度安排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时期充分发挥了其“分”的制度优势, 激发了农业领域生产活力,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以家户个体为主体的高度分散化的经营模式已逐渐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大市场”的竞争和需求, 而对这种不适应反应最明显的是那些种养资源稀缺但是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丰富的村庄。这类村庄具有良好的资源, 但是村庄内部“小、散、乱”特征明显, 单个农户家庭没有能力也没有想法组织、治理村庄内部庞大、无序的资源, “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美好愿望往往对应“好山好水好凄凉”的残酷现实。

党的十九大报告高瞻远瞩地将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战略, 报告指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句话包涵了深刻的政策含义, 城乡融合发展是其中的关键词,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建立在深刻认识城乡关系、变化趋势及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笔者认为, 从城乡关系来看, 城市和乡村应该是互相促进、互相联系的命运共同体;从变化趋势及发展规律来看, 在现代化进程中, 乡村不应该处于从属地位, 应该具有和城市平等的地位, 应该通过发挥有别于城市的社会功能而获得应有的收益与尊重。从实践角度来看,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应该包含探索出一条如何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道路。而要做到这些, 最核心的是直面并破解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阻碍其发展的“小、散、乱”难题。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策略

乡村作为农村人口的基本生活空间, 其状态不仅决定着广大农村人口的生活状况, 而且关系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资料:2017年我国共有农村人口5.77亿人, 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41.48%。201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在其研究中指出, 目前我国共有行政村58.8万个, 自然村267万个, 据不完全统计, 具有传统文化遗存的村落约1.2万个。国新办公布的资料显示, 截至2017年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土地等资源性资产66.9亿亩, 各类账面资产2.86万亿元, 大体上相当于全国平均每个村庄占有500万元 (1) 1。通过分析已有资料, 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直观感受, 一方面我国农业人口数量依然庞大;另一方面我国现有村庄数量较多, 平均来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的资源性资产存量可观。拥有可观资源性资产存量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状况如何?大量的研究指出,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 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农业劳动力质量退化、农村“三留守”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渐突出[2,3], 村庄治理面临巨大挑战[4,5], 特别是一大批拥有“好山好水好资源”的村庄不仅没有凭借独特的资源优势发展起来, 而且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6,7]。

当前我国一大批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丰富的村庄之所以发展不起来, 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普遍存在于乡村社会的“小、散、乱”难题, 其中“小”主要指经营主体小、生产规模小。受历史和传统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长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户对其承包的土地有自主使用和经营的权利, 一家一户小农经营。但是由于我国农业人口基数大, 耕地面积相对较小, 所以人均耕地面积稀缺, 是典型的“人均一亩三分, 户均不过十亩”[8]。另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定之后, 每家每户主要以自有的家庭成员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 凭借小农户自家的农业生产经验对所属的耕地精耕细作。虽然小农经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家庭成员的生产积极性, 对土地进行更为精细的耕作和打理, 但是, 仅以单一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的单位, 难以实现联产、形成规模, 摆脱农业“过密化”陷阱, 且小规模的经营模式对我国农业实现机械化、集约化和商品化是极为不利的[9]。“散”则包含了“思想散、资源散、资金散”三个方面的内涵。首先“思想散”是指伴随家户观念得到释放和确认及市场经济对农村社会的强烈冲击, 货币成为一切关系 (包括原本神圣和神秘关系) 的等价物、以货币结算一切关系、村庄边界被打破、传媒多样化等市场经济特征将依附于村庄共同体的农民改变为原子化的个体单位, 开放的村庄和可以自由流动的村民进一步使得村庄传统、村庄舆论、村民对村庄生活的未来预期变得不再重要, 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按照理性算计来决定个人及家庭的行为方向与行为空间[10,11];其次“资源散”是指村庄内部的耕地等资源被分散在村集体及个体农户手中, 而属于集体的山地、林地、水域等大量自然资源则被分散闲置, 集体产权主位虚设造成集体资源名义上“人人有份”而实际却“人人没份”[12];最后“资金散”是指原子化之后的村庄内部单个家庭资金积累与村庄发展脱离关系, 国家对农村发展支持从“国家-基层政权-农户”的三级模式演变为“国家-农户”的直接对接模式后, “撒胡椒面”的支农资金分配方式加剧了资金利用的分散化。“乱”建立在“小”和“散”特征基础上, 其表现形式为村庄内部资源无序, 组织与管理无序、发展无序等。具体来讲, 目前农村在发展的过程中, 存在盲目发展的现象, 缺乏整体和长远的规划。仅就眼前发展的利益和需要, 盲目无序扩张, “公路修到那, 房就建到那”的“沿路爬”发展模式造成资金和资源的严重浪费[13]。同时, 小农户经营模式具有自由性和分散性特点, 农户自行做出是否耕种、耕种何种品类以及如何耕种的决策, 农户自行建造整饬房屋, 又使得农业生产和村庄的整体形态布局混乱。另外, 因农民发展“思想散”, 缺乏统一的具有号召力的信念将其凝聚, 村民的向心力不够, 再加上没有一个领导有方的村委会或“能人”, 乡村治理秩序混乱。

综述已有研究发现, 乡村社会“小、散、乱”特征一定程度上是农村制度变迁的结果呈现, 更深层次来讲, “小、散、乱”问题之所以成为阻碍村庄发展难题是因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原有的制度安排已逐渐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乡村社会的制度创新与改革迫在眉睫。此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其重点是要调整这种不适应, 通过创新的制度设计来激活乡村要素市场, 让乡村社会焕发出生机和活力以带动经济增长。“小、散、乱”的农村该如何实现乡村振兴?笔者调研发现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普古乡一个大山深处的小山村———舍烹村, 其用六年时间 (2012-2017) 从藏在大山深处贫困落后的典型“空壳村”一跃成为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中的明星村落。本文尝试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 描摹村庄在内部资源重组、组织重构过程中的具体实践及颇具借鉴意义的做法, 剖析村庄发展过程中“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制度设计。进一步, 期望透过案例洞悉,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村庄可能仍需要重塑哪些要素环境。

在研究路径设计方面, 本文主要采取半结构式访谈和调查问卷相结合的方式来获得研究所需的一手资料[14]。具体来讲, 课题组分别于2017年2月实地走访舍烹村, 通过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了解舍烹村发展的各个阶段及“三变”改革经验;又于2018年1月成立调研小组在舍烹村蹲点, 开展了为期18天的实地调研, 一方面对舍烹村各级管理人员和代表性村民进行多次深度访谈, 另一方面实地走访舍烹村8个村民小组, 以户为单位, 随机抽取100户家庭开展一对一的问卷调查, 问卷覆盖率为19.12%, 问卷调研有效补充了半结构式访谈资料。

三、舍烹村:典型案例观察

本文选取的舍烹村原是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普古乡一个藏在大山深处的落后小山村, 该村距普古乡政府所在地18公里, 距六盘水市政府所在地90公里, 东靠普古乡厂上村、噶木村, 南连普古乡卧落村、天桥村, 西接普古乡新寨村。全村地貌山高谷深, 西高东低, 全年平均温度为18℃-19℃, 无霜期长。村域总面积6.1平方公里, 包含8个村民小组, 6个自然村寨, 全村共有1326亩旱地, 897.3亩水田, 山地和林地面积共计3817亩, 水域面积约250亩, 湿地340亩。全村土地类型主要为山地和坡地, 海拔介于1300-2319米之间, 属立体气候, 生物多样性突出。舍烹村属于多民族聚居地, 其中主要分布的民族有苗族 (47.31%) 、布依族 (36.63%) 、彝族 (15.61%) 和汉族 (2.44%) 。2012年以前的舍烹村是藏在深山坳里的贫穷没落的小山村, 基础设施极其落后, 村里只有一条狭窄泥泞的小路, “出门靠爬, 回家过趖”是对以前舍烹村生活的写照, 村民收入主要来源为种植玉米、小麦、油菜等农作物, 全村人均年收入约700元, 为维持生计全村80%的劳动力外出打工, 成为典型的“空壳村”。但是, 2012-2017年舍烹村取得惊人发展, 从一个藏在大山深处贫困落后的“空壳村”一跃成为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中的明星村落。

由图1可知, 2012-2017年舍烹村在三个方面呈现出明显变化: (1) 劳动力回流/积聚。据统计2012-2017年全村新增115户, 总人口由2012年的1303人增加到2017年的1446人; (2) 脱贫效果显著。2012年舍烹村的贫困户数为165户, 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2.62%, 而至2017年年末舍烹村共有贫困户13户, 贫困人口29人, 贫困人口仅占全村总人口的2.01%; (3) 人均年收入增加明显。2012年舍烹村人均年收入仅为700元, 2017年舍烹村人均年收入为14460元, 较2012年增加20.66倍。除此之外, 2012年舍烹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比例约占全村劳动力的80%, 而2017年全村仅有4.61%的劳动力外出打工;同时森林覆盖率也由2012年的28.98%提高到2017年的66.71%, 增加37.73个百分点。

图1 2012-2017年舍烹村基本情况统计

舍烹村是如何破解阻碍其发展的“小、散、乱”难题而实现发展振兴的?

(一) 资源重组

由调研可知, 舍烹村发展以2012年企业家返乡为契机。陶正学作为从舍烹村走出去的企业家, 2012年前后其经营的煤矿产业遇冷, 产业转型迫在眉睫。基于为员工谋发展、家乡情怀和追求人生意义三个方面的考虑, 陶正学决定带着追随他的员工和早期积累的巨额资金回到家乡投身农村建设, 带领当地村民发展致富。

2012年之前处在大山深处的舍烹村主要经营玉米、小麦、油菜等传统农作物;全村80%的劳动力外出打工;村内山地、林地等资源分散在村民和村集体手中。在充分考虑现实情况之后, 返乡企业家陶正学率先发动起村里思想相对先进的7人共同商讨, 一致认为如果不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任由发展, 藏在大山深处的舍烹村会越来越穷, 后来7人达成共识计划通过成立合作社来整合全村的资源并共谋发展。基于这样的考虑, 最初发起成立合作社的7人一方面着手注册成立合作社 (2012年贵州省注册成立合作社尚需注册资金) , 另一方面说服村民将自家土地流转给合作社, 由合作社负责统一经营。合作社成立之初基于对农户“旱涝保收, 只赢不亏”、“利润可以共享, 风险不能共担”等特征的认识及“不能挤出农户搞乡村发展/振兴”的考虑, 陶正学决定以入股的形式调动农户共同参与村庄发展 (访谈时陶正学以“老板让大家来当”“精神上的力量”“自豪感”来描述以入股形式调动农民共同参与村庄发展的做法) 。陶正学在合作社成立之初规定20万元为1股, 如果单个家庭资金积累不足1股, 一方面可以向其他亲戚朋友 (间接股东) 凑钱入股;另一方面也可以向陶正学借钱入股, 陶正学在每10万元的基础上配套出借10万元, 以构成1股, 并规定如果以后合作社不盈利, 则借款农户不用归还陶正学配套出借的10万元, 如果合作社盈利, 则借款人需归还10万元借款。通过这种制度设计, 舍烹村于2012年注册成立普古银湖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成立之初共计调动起闲散资金730万元 (涉及465户, 其中包含舍烹村村民、附近村民、追随陶董返乡创业的原煤矿企业工人资金等) , 另外由陶正学配套出借资金730万元, 陶正学个人出资540万元入股, 合作社成立时注册资金合计2000万元, 其中农户占股73%, 陶正学个人占股27%。

注册成立合作社后, 首先要做的是如何说服村民将自家土地流转给合作社, 由合作社负责统一经营。对于世代生活在大山深处, 依靠土地谋求生存的舍烹村村民来讲, 土地无疑是其安生立命的根本, 想要让村民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能说服村民将土地交由合作社负责统一经营, 以陶正学为代表的合作社管理层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 (1) 通过多次召开村民大会, 向农户分析发展前景;又逐个拜访农户家庭, 挨家挨户阐述发展规划与发展益处。 (2) 为开阔发展思路, 合作社组织各村村支书、村主任、村民代表、普古乡分管农业的领导等人员, 组成约60人的农业考察团, 分别4次赴贵阳、丽江、蒙自、红河等地区考察, 主要考察各地特色农产品种植及旅游业发展情况, 其中重点考察了石榴、雪桃、猕猴桃等特色高价值农产品种植、设施农业、养殖大户、家庭农场和乡村旅游等。2013年, 合作社又组织考察团前往旅游业发达的泰国进行考察, 主要考察以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建筑风格。考察团5次共计在外考察约21天, 考察花费200多万元 (考察费用全部由陶正学以自有资金支付) 。 (3) 除向农民分析发展前景和通过外出考察开阔发展思路外, 合作社与愿意流转土地的农户签订30年的土地流转合同, 并根据土地等级每年按期向农户支付土地固定分红 (土地等级划分与固定分红标准见表1, 合作社确定的固定分红标准高于村民经营传统农作物年纯收入) ;另外规定流转土地之后农户可以优先在合作社范围内获得一份月收入平均2200元的工作 (土地经营/管理等岗位) , 流转土地之后的农业工人可以在合作社食堂免费吃饭并乘坐免费班车去集中规划经营的土地上班, 而且待合作社统一经营的农产品获得收益之后, 农户还可以按照土地入股比例获得收益分红;最后合作社又通过合同的方式确定, 流转土地时确定的土地固定分红每5年上调10%。 (4) 考虑到土地流转之后农户的生活成本可能会提高 (买菜、买面等基本支出增加) , 且对于一些农户而言, 经营土地已经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基于对控制生活成本的考虑和尽可能的尊重地方农户的生活习惯, 舍烹村在土地流转与整合之余, 规定每户家庭可以自由经营一定面积土地 (自由经营的标准为每人0.5分) , 在自由经营的土地上农户可以种植一些供家庭食用的蔬菜等农作物, 但合作社明确规定不允许在自由经营的土地上种植玉米等大田作物 (以防影响村庄整体景观) 。

表1 舍烹村土地等级划分及固定分红标准

注:表格内容为调研小组根据2018年1月10日对舍烹村村支书陶永川的访谈资料整理获得, 根据当地农推站的测算, 舍烹村经营传统农作物年纯收入为:一等地370元/亩, 二等地200元/亩。

通过上述四个方面的努力, 舍烹村于2012年8月26日开始量地并陆续与村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 截至2012年11月4日普古银湖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挂牌成立仪式时已完成第一期土地流转, 共计流转土地2000多亩 (含周围村农户流转土地) 。合作社将流转来的土地统一规划种植猕猴桃、刺梨、蓝莓等高价值经济作物。

(二) 组织重构

2012年以企业家陶正学为代表的7人发起成立合作社最初的动机是将全村土地整合经营, 将农民变成产业工人, 让更多的村民在家门口找到一份工作。随着合作社成立、流转土地统一经营高价值农产品, 虽然最初的愿望有部分实现了, 但是同时暴露出两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1) 随着合作社成立, 变化最明显的是2013年全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比例由2012年的80%锐减到20%, 但是合作社能提供给村民就业的岗位是极其有限的, 此时怎样让留下来的村民获得一份满意的工作成为棘手的问题。 (2) 合作社在流转土地之后大面积种植高价值经济作物, 但是当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大面积种植高价值农产品可能暗藏的风险。如果待高价值经济作物成熟之后市场不景气, 或因附近云南等省份的大面积种植导致市场急速饱和, 那么高价值农产品的销路将成为最大问题。另外农产品具有生鲜、易腐等特点, 如果合作社大面积栽植的高价值农产品在3-5年后集中成熟, “大丰收”也可能演变为“大灾难”。

基于对解决农户就业和化解合作社经营风险的双重考虑, 以陶正学为代表的管理层决定在农业经营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宽思路发展乡村旅游, 其初衷是期望通过旅游来分担农业的风险, 计划由合作社负责资源整合, 提供优质农产品、生态与良好的环境, 旅游公司则主要负责做旅游业态, 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前来消费农旅特色产品。故舍烹村在2013年注册成立贵州娘娘山高原湿地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图2为笔者根据访谈整理绘制的旅游公司组织框架图。

由图2展示的旅游公司框架图可知, 合作社主要负责经营的农业部成功嵌入到了旅游产业中, 猕猴桃、刺梨等高价值经济作物在未成熟时可作为旅游景观, 成熟后又可以作为旅游产品供游客观光采摘;另外被纳入旅游体系之后, 农业部下属的部门与产业相较单一经营合作社时更加丰富, 且合作社和旅游公司之间亦通过股份合作的形式搭建起利益联结机制。具体来讲, 旅游公司注册成立之初合作社向其出资2000万元, 后来旅游公司股本增至1亿元, 则合作社持有旅游公司20%的股份, 旅游公司盈利后需将利润的20%分给合作社。

图2 贵州娘娘山高原湿地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组织框架图

另外, 旅游公司要发展乡村旅游则需要将村域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山地、林地、水域、湿地等资源整合后统一规划设计, 此时舍烹村管理层和上级政府部门均意识到单独依靠整合舍烹村村域内的资源谋求村庄发展存在较大的空间局限。为更好地整合发展资源, 2013年7月, 以舍烹为核心、新寨、天桥、播秋、嘎木、卧落、厂上、水坝7个村党支部与普古银湖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党支部联合成立普古乡娘娘山生态农业示范园区党委 (联村党委) , 陶正学被推选为联村党委书记。联村党委成立后, 沿袭之前股份合作的思路, 通过合作方式共吸纳包括舍烹在内的周围8村, 将村集体所属的生态林、水域、湿地等集体资源共计8.5万亩入股娘娘山旅游公司发展旅游产业, 之后通过合同的方式确定入股后村集体每年可获得固定分红22.5917万元, 此次深化资源重组的过程共涉及8村3105户8875人, 其中包含贫困户1118户, 贫困人口2189人。

继合作社、旅游公司、联村党委主导的资源重组与组织重构后, 2015年贵州省六盘水在农村改革方面的“三变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经验获得上级政府部门高度认可 (获汪洋副总理批示) , 舍烹村被确立为“‘三变’改革发源地”。在舍烹村获得更多政治关注的同时, 以县旅文投为代表的政府平台公司开始介入并投资村庄建设。根据多次调研访谈与交流确认, 作者绘制出以旅游公司为核心的盘州市娘娘山高原湿地生态农业示范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图谱 (图3) 。

图3 盘州市娘娘山高原湿地生态农业示范园各主体之间关系图谱 

由图3可知合作社持有旅游公司20%的股份, 温泉公司负责建设的温泉度假小镇项目共计投资4亿元, 也是按照股份合作的方式共同占股并共享收益, 其中县旅文投公司投资1.64亿元, 在温泉公司占股41%;娘娘山旅游公司投资1.36亿元, 在温泉公司占股34%;深圳设计公司计划投资1亿元, 在温泉公司占股25%。这里需要指出, 旅游公司在温泉公司34%的占股是“出物不出钱”形式的占股, 相当于温泉公司收购了部分旅游公司已建项目, 深圳设计公司指深圳市苏氏山水特艺坊名义占股25%, 但因其资金未投资到位而不属于实际占股, 相当于旅游公司在温泉公司实际占股为59%。除政府平台公司对村庄的投资之外, 联村党委将8村财政扶持资金共计约2500万元、普古乡19村集体发展资金93.7万元资金以入股的形式投入到旅游园区建设中, 另外鼓励8村625户农户参与“小康房贷款”项目, 每户向银行申请3年期8万元创业贷款, 然后规定5000万贷款由旅游公司负责支配, 到期还本付息, 另外旅游公司负责为贷款农户免费装修房子, 并向每户每年分红800元。

(三) 要素流动变化

伴随村庄内部资源重组、组织重构及政府行政扶持和市场要素介入, 村庄取得惊人发展。与此同时, 2012-2017年村域系统内外要素流动发生显著变化。

从要素输入角度: (1) 2村庄发展资金来源更加多元。2012年以前舍烹村发展资金主要来源于自上而下的垂直行政拨款或与行政关联的其他经济组织的投入, 但是2012-2015年, 随着企业家陶正学的返乡, 舍烹村可依托发展的资金不仅包括原有的政府行政拨款, 还包括通过股份合作方式筹集起来的农户闲散资金、企业家资金 (自有资金/贷款资金) 及招商引资资金;2015年之后随着舍烹村“三变”改革经验受到政府部门关注, 政府部门和地方金融机构亦逐步增加对村庄发展的资金投入, 另外随着园区游客的增加, 旅游综合收入也逐年增加。 (2) 3村庄劳动力回流与积聚特征明显。劳动力要素回流与积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村庄内劳动力外出比例降低, 曾经外出的劳动力大量回流;二是村庄内出现大量外来人口, 外来人口又可以被细分为外来游客、外来经验学习团、联村范围内受雇于合作社和旅游公司的村民及在村庄内工作的外地务工者和经营者。 (3) 村庄发展所需技术来源渠道趋于多样。其中包括:与科研单位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舍烹村作为科研单位的农业实训基地, 科研单位派专家团队定期指导4) ;付费外聘技术人员开展技术指导;通过股份合作的形式与一些技术型企业合作共营等。 (4) 村庄内部信息渠道更加畅通。当前, 舍烹村已不再是一个仅凭借亲缘地缘关系编制起来的封闭整体, 伴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 原本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开始返乡, 逐年增加的游客与返乡劳动力共同带回外面的信息, 村庄交往半径开始延伸, 外面的城市与社会开始与大山深处的村庄产生互动, 村民交往的对象从本地村民拓展为普通城市居民及媒体、名人、外国友人等, 这种广域的交流最直接的影响是:村民开始学习讲普通话, 衣着打扮不再土气。城市游客的言谈举止、环境理念、消费方式等均潜移默化地嵌入并影响着当地村民的生活。

从要素输出角度, 资源重组与组织重构之后, 村庄向外界社会输出的要素由传统的廉价劳动力和初级农产品转变为: (1) 5四季均可供人们休闲、度假、娱乐的系列旅游景点; (2) 6各个季节别具特色的高价值农产品、特色体验; (3) 独具一格的少数民族风情文化活动等。具体来讲, 四季可供游客参观游玩的景点主要包括:娘娘山高原湿地、银湖大坝、江源洞、天生桥、天山飞瀑、银湖科技示范园、“三变”街等;各个季节别具特色的高价值农产品、特色体验如表2所示。除此之外, 村庄每年组织多达200场文化活动。规定每周六固定组织一次篝火晚会, 其他时间会根据游客需求组织篝火晚会, 每场收费600元;而且每年举办隆重的火把节 (彝族过年) , 春节时村庄会举办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唱山歌”活动, 2015年五一期间中央电视台与舍烹村联合举办了关注度较高的“五一乐三天”活动, 2017年旅游公司再次组织“五一乐三天”大型文体活动。

表2 盘州市娘娘山高原湿地生态农业示范园四季供应的高价值农产品及特色体验 

注:表格内容根据对旅游公司负责人访谈资料整理获得。

从村庄发展历史图谱来看, 2012-2013年舍烹村注册成立合作社并重点发展种植业;2013-2015年旅游公司开始进行旅游园区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 打造旅游新业态;2015年5月景区正式开始营业;2017年虽然旅游景区仍在不断投资建设中, 但是以舍烹村为核心的娘娘山高原湿地旅游景区已成功申报并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表3统计了2015-2017年娘娘山旅游园区游客接待数量和旅游综合收入情况。

表3 2015-2017年游客接待数量、旅游综合收入情况统计  单位:万

注:表格内容根据对旅游公司负责人访谈资料整理获得。

四、“三变”的制度设计

通过对案例的剖析发现, 无论是合作社、旅游公司还是联村党委形式的组织重构, 还是伴随各类组织重构村庄内外部系统资金、耕地、山地、林地等资源的重组, 其中出现频度最高的词是“股份”, 村庄正是通过股份合作的形式将村庄内外部系统分散的人、财、物等资源网罗组织起来, 巧妙地解决“小、散、乱”难题而实现发展。从理论层面, 舍烹村将统筹各类“沉睡资源”以实现“物尽其用, 人尽其力”的组织重构与制度创新简练地总结为“三变”, 具体包含“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其中“资源变资产”指村集体将集体土地、林地、水域等自然资源要素, 通过入股等方式盘活, 让过去的“死”资源变成“活”资产;“资金变股金”指在不改变资金使用性质及用途的前提下, 将各级财政投入到农村的发展类、扶持类资金等, 量化为村集体或农民持有股金后集中投入到各类经营主体, 村集体和农户按持股份额享受股份权利与分红;“农民变股东”, 指农民自愿将个人的资源、资产、资金、技术等入股到经营主体, 成为股东参与分红[15]。表4描述了不同阶段舍烹村内部组织的重构与对应资源的重组。

表4 2012-2017舍烹村内部组织重构与对应的资源重组  

 注:表格内容由作者通过整理调研资料获得。

由案例可知村庄发展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 首先带头人通过股份合作的方式整合了村域范围内农户手中闲散的资金及耕地, 资金与土地的整合往往伴随着家户个体分散化发展思想的整合, 基于对自有资金和土地收益的关注而关注村庄发展, 村民被纳入村庄发展系统;其次想要让整合之后的资源转变为资产, 并通过市场途径实现保值增值则需要整合、统筹更大范围的资源与已有资源形成配套, 此时村域内的资源整合从农户闲散资金与耕地扩大到村集体所属的山地、林地、水域, 集体积累等资源/资产。以固定分红和股份分红为主体的集体资源/资产收益分配模式将庞大的村庄集体资源/资产收益分割, 打破了之前看似“人人有份”而实际“人人没份”的集体资源/资产收益状态。另一方面, 在不改变资金使用性质及用途的前提下, 将各级财政投入到农村的发展类、扶持类资金整合, 量化为村集体或农民持有股金后集中投入到各类经营主体的做法改变了之前我国财政资金“人人有份, 人人无用”的状态;最后, 当小范围的改革获得成功, 村庄赢得政治上的关注之后, 可供整合的资源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村庄发展过程中, 村民经历了被强行带动、积极主动参与到深入发展内核寻找发展机会的过程。

已有研究指出, “三变”改革的核心要义是增加农民资产性收益。改革之前农民资产性收益几乎为零, 并不是因为农民手里没有资源, 而是农民拥有的资源没有办法变成可以增值保值的资产, “小农户资源分散、村集体资源闲置”现象常见。通过“三变”改革, 小农户和村集体手中的资源变成了资产, 各主体可以按照资源投入的比例获得股份分红, 分享发展收益。具体来讲, “资源变资产”不仅将村庄自有资源整合转化为发展资本, 而且增加了村集体积累;“资金变股金”不仅有效整合了国家投入, 将有限的资源集中用在刀刃上, 而且以村级组织为主体的集中投资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投资风险, 增加村庄内部长期收益;“农民变股东”为村庄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内生动能, 不仅将村庄内部成员剩余资金转化为发展资本, 而且调动了农户参与村庄建设的积极性。股权激励的方式将村庄内部个体由空间秩序的消极参与者演变为空间秩序的积极塑造与维护者。

“三变”改革的制度设计成功将村庄各项资源与国家资源统筹纳入村庄发展, 让全体村民分享村庄发展成果, 通过制度化路径消减了发展成本, 其盘活了农村“三资 (资源、资产、资金) ”, 激活了农民“三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住房财产权、集体收益分配权) ”, 建立起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集体资产增值的长效机制, 探索出了一条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农村改革新路, 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理论与制度创新范本[16]。

五、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难题与障碍

案例中, 村庄通过股份合作的制度设计完成内部资源重组与组织重构, 可以清晰的看到村庄正在尝试打破传统的城乡要素“单向流动”格局, 随着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要素输入的变化, 村庄逐渐改变其传统的要素输出模式, 开始向城市系统输出生态、风景、文化等稀缺要素, 并通过与城市系统的互动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能。不可否认, 舍烹村在过去六年 (2012-2017) 的发展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但是通过对村庄的深度调研发现, 虽然舍烹村摆脱了贫穷衰败的命运, 逐步发展壮大, 但是村庄在成功破解“小、散、乱”难题后,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和制度性障碍, 本部分将主要从资金、劳动力、技术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 资金

本文在要素流动变化部分指出舍烹村在发展过程中资金来源趋向多元, 除了自上而下的垂直行政拨款或与行政关联的其他经济组织的投入外, 村庄在发展过程中可使用的资金还包括通过股份合作方式筹集起来的农户闲散资金、企业家资金、招商引资资金, 政府项目资金, 金融机构贷款支持资金等, 表5统计了2012-2017年舍烹村资金投入及来源情况。由表5可以总结出资金投入方面的三个特征: (1) 村庄发展过程中企业家在村庄发展前期投入了巨额资金, 政府及金融机构在村庄获得政治上的肯定之后资金投入与支持明显; (2) 村庄发展过程中招商引资资金投入接近为0; (3) 村庄所获的金融资金支持主要来自担保贷款, 虽然有强烈的抵押园区资产贷款意向, 但因园区建筑产权不明确, 当前获得抵押贷款数额为0。

表5 2012-2017年舍烹村资金投入及来源情况统计 

注: (1) 表格内容根据对娘娘山生态农业旅游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访谈资料整理获得; (2) 陶正学当前在园区建设中的各种投资实际共计约5亿元左右, 远高于财务账面统计数额; (3) 园区发展中政府实际投资远高于财务处的现有统计, 例如为支持园区发展, 政府新修包括普古乡到盘县的高速公里、娘娘山隧道等基础设施, 据估计投资达80亿元。

案例中村庄发展资金投入方面展示出来的三个特征分别对应着乡村振兴发展亟待解决的三个重要问题: (1) 村庄在发展与振兴的各个阶段需要依靠谁来投资? (2) 招商引资资金应该以怎样的路径进入村庄支持发展?通过对村庄管理层的深度访谈发现, 村庄发展过程中实际获得招商引资资金较少的原因并不是外部资本不愿意进入园区投资, 而是在洽谈过程中发现外来资本盈利目的比较明显, 伴随招商引资资金进入, 在涌入一大批盈利项目的同时会“飞来”一批管理团队, 一方面, 外来资金基于逐利的性质, 在并不充分了解当地发展情况的基础上搞建设会对当地原有的生态、生活环境造成强烈的冲击甚至破坏;另一方面, 伴随资金“飞来”的管理团队会有力地挤出当地村民 (访谈时有管理层指出“外来的管理团队比村庄内部的村民更具竞争力”) 。故2012年至今, 一些附带保护性开发、雇佣当地劳动力等条件的招商引资项目洽谈均以失败告终。 (3) 金融服务该如何下乡?农旅产品开发与打造阶段需要持续、大量的资金投入, 村庄内部自有资金、以返乡企业家为代表的社会资金和政府项目资金支持毕竟是有限的, 这种情况下金融部门的资金支持就显得极为必要, 但是案例中村庄发展获得的金融资金支持均来自担保贷款项目 (仍有部分担保贷款依靠企业家私人关系获得) , 当前村庄所获得的抵押贷款额度为零 (访谈时陶正学指出, 大量的资金被用来支持景区建设, 但是目前景区内修建的所有建筑因其产权不明确, 不能作为抵押贷款的标的物, 虽然有强烈的抵押贷款意向, 但是实际上很难获得贷款。园区发展至今最让人头疼的问题就是资金问题, 每年年底手头的其他工作都要停下来到处寻找资金, 村庄建设过程中资金链断裂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那么多工人等着发工资, 尤其土地固定分红需要按期及时支付。事实上, 如果园区内的建筑产权明确, 能够获得抵押贷款资格, 那么抵押贷款获得的资金完全能够支持整个园区可持续发展, 但是目前“金融下乡”非常困难) 。

(二) 劳动力

本文在要素流动变化部分指出村庄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回流与积聚特征明显, 其中最直观的表现是村庄内劳动力外出比例降低, 同时村庄内出现大量外来人口。深度访谈发现, 除劳动力回流与积聚特征之外, 村庄劳动力的特征还包括:劳动力需求缺口巨大。具体来讲, 巨大的劳动力需求缺口又可以被细分为管理层劳动力流失严重与村庄内部普通劳动力分化严重两个方面。

目前舍烹村共计有管理层人员73人, 平均每年流失大概30%的管理人员。表6统计了2012-2017年旅游公司各部门员工离职情况。进一步分析发现管理层流失劳动力多为年轻劳动力, 其去向主要包括考取公务员, 周边景区, 自主经营等。以考取公务员为例, 一些管理层劳动力将村庄任职经历作为跳板, 谋取公职后集中流向周边大城市。村庄留不住人才的原因包括:村庄能够提供的工资相比城市其他工作并没有比较优势且村庄工作社会认同感不强;村庄生活较单一, 缺乏大城市的繁华和丰富 (再美的风景看久了也会腻烦) ;村庄工作内容繁杂, 工作任务重、压力大等。

表6 2012-2017旅游公司各部门离职情况统计  

注:表格内容根据办公室主任访谈资料整理获得。

另外, 调研发现农村内部普通劳动力呈现出明显的分化, 除一般劳动力外, 村庄内部还存在两种特征较明显的劳动力群体, 按照劳动力特征把其中一部分劳动力归纳为“用不起”型, 另一部分劳动力归纳为“用不上”型。具体来讲, 通过抽样调查发现目前33%的家庭有劳动力外出打工, 40%的家庭认为在园区内找一份工作比较容易, 但是认为在园区内可以较容易找到工作的家庭中仍有12.5%的家庭有劳动力选择继续外出打工, 这部分劳动力是“用不起”型劳动力的典型代表, 他们因掌握了一定的技能, 或者文化素质相对较高, 自身拥有较强的适应能力等, 对他们来讲留在村庄工作的机会成本较高, 所以即使他们认同村庄发展并自信能够胜任村庄内的工作, 但是依然会选择外出谋生。除“用不起”型的劳动力外, 调研发现村庄内部还存在一大批“用不上”型的劳动力。由于一些劳动力自身文化程度较低, 因长久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而缺乏与外界沟通的能力 (最典型的是村庄内仍有很多人听不懂普通话, 不会讲普通话) ;另一方面还有部分劳动力已习惯了农村“早睡晚起”闲散的生活状态, 很难适应早起上班、上班打卡等公司化的管理制度。不论是“用不起”还是“用不上”, 两类劳动力的存在对于缩小村庄劳动力需求缺口并无显著贡献。表7统计了当前能够保障各部门基本运转的人才缺口。另外, 据村庄农业领域相关负责人表示, 农忙时园区需要的劳动力数量较大, 有时候可能同时需要100多个劳动力但是联村范围内仅能找见25个左右劳动力, 很多时候还要去附近的淤泥乡等地招聘符合条件的劳动力。

表7 保障各部门基本运转的人才缺口  

注:表格内容根据办公室主任访谈资料整理获得。

表8统计了当前盘州市娘娘山高原湿地生态农业示范园管理层人员来源情况, 根据统计表可以看出园区通过正规的人才市场招聘渠道获得的人才数量几乎为零, 通过培训或私人之间的信任关系 (私人关系推荐、陶董资助、原兴宇煤业管理层/员工) 获得人才为主流渠道, 另外作为人才补充渠道的政府部门支援和退休老干部返聘人才户籍所在地100%为联村范围。

表8 盘州市娘娘山高原湿地生态农业示范园管理层人员来源统计 

注:表格内容根据办公室主任访谈资料整理获得, 统计时点为2018年1月8日。

通过对劳动力要素的分析发现村庄发展面临劳动力需求缺口巨大的压力, 管理层劳动力流失严重与村庄内部普通劳动力分化明显是其最直观的表现特征, 随着村庄进一步发展壮大, 其劳动力需求将持续增加。但是, 目前村庄可依赖的人才获取渠道仍较为单一, 不可持续、非稳定的人才供给将直接影响村庄可持续发展。

(三) 技术

本文在要素流动变化部分指出舍烹村发展过程中所需技术来源渠道趋于多样, 但是目前技术短缺仍是制约村庄发展的关键因素 (访谈时园区负责人说, 目前园区经营着几个科技大棚, 虽然大棚里种植的蔬菜和水果品种多样, 但是有些长相不好, 一些都蔫巴了, 想要高产很难。重要的原因还是技术跟不上) , 园区建设过程中处处都需要专业技术支撑, 但是目前技术缺口仍较大。

通过股份合作的形式与一些技术型企业实现合作共营是舍烹村在获取技术方面探索的一种新途径。以猕猴桃种植为例, 截至2018年, 舍烹村所属的银湖合作社共种植猕猴桃1100亩, 虽然在猕猴桃基地建设时投入巨大 (含土地、资金、劳动力等) , 但是种植收效甚微。分析发现从管理方面来看, 因管理技术缺乏, 基地管理不善问题突出, 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脱管现象;从技术层面来看, 因前期栽植猕猴桃经验和技术的缺乏, 在猕猴桃基地经营过程中运用的技术缺乏长期性、不科学、不系统, 甚至前期种植的猕猴桃杂苗很多。显然合作社很难依靠自有力量经营好猕猴桃基地, 这种情况下其尝试将猕猴桃基地种植项目与一些技术型企业通过股份合作的方式合作共营。案例中合作社以1100亩猕猴桃基地入股, 六盘水市农投公司和盘州市农投公司则以猕猴桃种植和管理技术入股, 合同规定猕猴桃基地交由技术型企业派专人负责经营 (六盘水市农投公司和盘州市农投公司目前对猕猴桃基地的整改思路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对合作社已种植的猕猴桃进行管护, 争取实现来年挂果;其次, 在原来种植的猕猴桃植株之间种植新的猕猴桃品种, 待新栽植的猕猴桃长大挂果后, 再陆续拔掉合作社原来种植的猕猴桃;最后考虑到猕猴桃的采摘期一般集中在1个月之内, 所以基地栽植5个品种的猕猴桃, 采用立体化、层次化的种植模式, 因不同品种猕猴桃的成熟期不同, 可保证游客在8-11月期间均有可采摘的猕猴桃, 该种栽植模式将尽可能地为农旅产业发展提供支持) , 待猕猴桃基地获得收益后, 按照合作社35%, 六盘水市农投公司45%和盘州市农投公司20%的比例分红。

通过股份合作的方式获取技术支持是一种可选择的路径, 虽然这种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村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来看这种支持仍是不充分的, 还需要探索能够为村庄发展提供科学、系统、长期技术支持的其他各种可行路径。

六、结论与启示

舍烹村提供了一个偏僻贫穷的村庄如何通过重构组织, 在短短六年时间重组各类资源, 成功破解村庄内部长期存在的“小、散、乱”难题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生动案例。本文从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出发, 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广泛存在的“小、散、乱”难题, 指出虽然从表面看, 乡村社会“小、散、乱”特征一定程度上是农村制度变迁的结果呈现, 但更深层次来讲, “小、散、乱”问题之所以成为阻碍村庄发展难题, 是因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原有的制度安排已逐渐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乡村社会的制度创新与改革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其重点是要调整这种不适应, 通过创新的制度设计来激活乡村要素市场, 让乡村社会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带动经济增长。而具体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首要的是识别到乡村社会广泛存在的阻碍其发展的“小、散、乱”难题, 继而探索一条创新的破解路径。

本文关注的案例主体恰是通过股份合作的方式巧妙破解村庄内部“小、散、乱”难题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可以说舍烹村的发展经验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理论与制度创新的范本。基于此, 本文首先细致阐述了舍烹村在资源动员与整合过程中可借鉴的做法, 在组织重构时的各种考量及各组织之间的利益联结关系, 进一步深入分析了村庄资源重组和组织重构过程中“三变”的制度设计;其次在分析村庄如何破解“小、散、乱”难题实现发展之后, 本文重点关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 村庄面临的其他亟待解决的难题和制度性障碍。分别从资金、劳动力、技术要素出发, 通过案例实证得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 未来村庄尚需重塑资金、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环境。

需要指出, 虽然本文的研究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返乡创业、资本下乡、乡村治理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 但是本文的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与不足, 一方面本文通过单案例研究方法获取的研究结论可能并不适应其他村庄发展实际;另一方面舍烹村目前仍处在投资发展阶段, 尚不能完全评估其收益分配机制运行效率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已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为未来持续研究提供了空间, 未来将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研究:首先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其他案例, 进行多案例对比分析, 以期得出更加稳健的研究结论;其次持续关注舍烹村发展动态, 补充其在利益分配、村庄治理方面创新的制度设计并评估其运行效率;最后主要从集体行动理论, 组织有效性理论等理论视角出发, 将鲜活案例与经典理论结合, 与已有理论展开对话, 尝试丰富并创新既有理论。

——END

编者注：

• 本文转自：杨慧莲，韩旭东，李艳，郑风田．“小、散、乱”的农村如何实现乡村振兴?——基于贵州省六盘水市舍烹村案例[J]．中国软科学，2018(11)：148-162．

• 参考文献、关键词、英文摘要略，格式稍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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